2026年新春期间，“粤美村晚”迎新春系列活动在南粤大地遍地开花，这股源自乡野的文化热潮，以其广泛的覆盖范围与深厚的群众基础，为理解文化如何融入基层治理、赋能乡村振兴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窗口。当城镇化进程深刻改变乡村社会结构时，“粤美村晚”何以激发如此广泛而自觉的社会参与？它所折射的，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怎样的深层变化？对于当下乡村治理的转型与乡村振兴的推进，又能带来哪些启示？本文尝试将“粤美村晚”置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演进脉络中，从文化动员、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三重维度，解析其内在逻辑，并探讨这一富具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实践对乡村建设的长远意义。
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当代重构
理解“粤美村晚”，首先需要将其放置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历史变迁中加以审视。传统乡村社会中，节庆庙会、宗族祭祀、民间演艺构成村民公共生活的基本形态，这些活动既承载文化娱乐功能，也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。1949年后，国家力量介入乡村文化建设，通过设立文化站、组织文艺汇演、送戏下乡等方式，建立起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。这一模式在保障基本文化供给的同时，也形成了“自上而下输送、村民被动接收”的基本格局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乡村社会经历深刻变迁。一方面，市场化进程推动人口大规模流动，传统熟人社会的纽带有所松动；另一方面，电视、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，使村民的文化消费日益个体化、家庭化。在此背景下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面临双重挑战：既有组织化的集体文化活动吸引力下降，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尚未有效建立。“村晚”的复兴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一次重新激活，具体呈现出以下三个层面的时代意义重构。
1月16日，“粤美村晚”首秀在广州花都平龙社区开锣。
空间层面的重构。传统文艺演出的舞台往往是临时搭建、与村庄日常生活相分离的专门场所。“粤美村晚”则将舞台设置于古树下、祠堂前、荷塘边等村民熟悉的生活场景中。这种空间选择将文化活动重新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。陆游笔下“箫鼓追随春社近”的乡村意境，在这里转化为现代村民可感知、可进入的公共空间。
主体层面的重构。“粤美村晚”有效推动了村民从文化的消费者转变为文化的生产者。在既往的“送文化”模式中，村民的角色是观众；而在此次“粤美村晚”活动中，村民是策划者、表演者、组织者。这种主体转换的意义在于文化活动不再是外部给予的“福利”，而是村民自我组织、自我表达的“权利”。据有关统计，在各地的“村晚”活动中，群众演员占比普遍超过80%，节目内容多取材于本地生产生活实践。
功能层面的重构。“粤美村晚”并非追求纯粹的“艺术展演”，而是将文化展演与多重社会功能相融合。如佛山大沥镇的“村晚”舞台上，具身机器人与传统醒狮同台演出；云浮新兴县的“村晚”与象窝山桃花季结合，形成“赏花+看戏+购物”的复合体验。在这些场景中，文化展演与乡村旅游、农产品销售、邻里交往、社区议事相互交织，形成功能复合的公共生活形态。
由此可见，“粤美村晚”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重新建构。它既非对传统乡村文化的简单复归，也不是对城市文化模式的机械移植，而是在当代乡村社会条件下，探索了一种村民自主参与、文化与社会功能相互嵌入的新型公共文化形态。
文化动员的内在机制
如果说空间重构为“粤美村晚”提供了形式载体，那么其深层动力则来自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动员机制。这套机制的核心，是实现了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的转变。
动员主体的多元化。“粤美村晚”的组织过程呈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。从省委社会工作部的统筹部署，到村社区党组织的具体推动，从文艺志愿者的专业辅导，到村民的自发组织，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动员网络。如潮州社光村返乡创业青年主动承担“总导演”角色，村内长者负责传统技艺传授，妇女骨干组织舞蹈队伍，外出乡贤提供资金支持。这种多元协同的组织模式，既保证了活动的有序开展，又激发了不同群体的参与热情。
韶关南雄，降温也难挡观众热情，有奖问答环节，观众纷纷举手参与互动。
动员资源的本土化。“粤美村晚”能够激发广泛参与，关键在于其动员的资源来自村民的日常生活。清远望埠镇幼儿园教师编排的足球操，取材于孩子们的日常游戏；茂名储良村舞蹈队的表演，源于妇女们平日的广场舞练习；普宁泥沟村英歌队将斩获“山花奖”的技艺搬上舞台，展现的是代代相传的地方传统。这些节目不需要外部“输送”，因为它们本就存在于村民的生活之中。“村晚”所做的，是将这些分散的、日常的文化实践加以整合、展示，使其被看见、被认可。
动员机制的内生性。“粤美村晚”的动员不是一次性的“发动”，而是通过参与过程本身形成持续的动力。村民在排练中互相学习，在演出中相互配合，在筹备中共同议事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交往和文化习得。清远六甲洞村百名外出务工人员专程返乡参加“村晚”，不是因为上级的号召，而是因为在排练微信群里，他们看到了家乡的变化，感受到了参与的乐趣。86岁长者与5岁幼童同台演出的场景，传达的正是文化在代际间的自然传递。
从更深层次看，“粤美村晚”的文化动员机制触及一个核心命题：乡村文化建设的权力归属问题。当村民从文化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生产者，当地方性知识从“需要被抢救的遗产”转变为“可以自豪展示的资本”，乡村文化就获得了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。这正是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转变的本质所在。
基层治理的文化路径
“粤美村晚”的价值不止于文化层面，它还揭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基层治理创新路径。这条路径的核心，是将文化作为凝聚人心、整合社会、化解矛盾的“软性治理工具”。
治理主体的协同化。“粤美村晚”的治理意涵首先体现在其组织过程之中。在既往的乡村治理模式中，村两委是唯一的治理主体，村民是治理对象。而在“村晚”的组织过程中，村两委的角色从“管理者”转变为“引导者”和“服务者”，村民则从“被管理者”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。东莞麻涌鸥涌村的“海鸥文艺队”由村妇联牵头成立，但日常排练、节目创作、活动组织完全由村民自主完成。这种“党建引领+村民自治”的模式，既保证了党组织的主导作用，又释放了社会活力。
“粤美村晚”不仅是文化的盛宴，更是基层善治展示的平台。潮州社光村，五星级卫生文明户获得表彰，并获赠书法家手写福字帖。
社会资本的再生产。“粤美村晚”的一个重要功能，是强化村民间的信任网络和互惠规范。排练节目需要配合，搭设舞台需要协作，演出时需要互相支持......这些看似平常的互动，实际上在持续生产着社会资本。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指出，密集的社会交往网络能够增进信任，而信任正是集体行动的基础。如清远六甲洞村通过“村晚”的筹备和演出，平时疏于往来的邻里重新熟络起来，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村民的联系更加紧密，甚至一些长期存在的邻里矛盾也在共同活动中得到化解。
情感共同体的仪式性建构。“粤美村晚”为乡村社会提供了一种集体仪式的载体。涂尔干在讨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指出，集体仪式能够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认同。春节期间的“村晚”，正是这样一种现代版的集体仪式。在“年味变淡”成为普遍抱怨的当下，“村晚”重新激活了节日的仪式感；在个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乡村社会，“村晚”提供了难得的集体欢腾时刻。这种情感层面的共同体建构，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合法性基础。当村民对村庄有了情感认同，村规民约的遵守、公共事务的参与就有了内在动力。
从治理创新的角度看，“粤美村晚”的价值在于它探索了一种“文化先导、治理跟进”的路径。它不是直接解决某个具体治理问题，而是通过激活文化参与，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情感纽带，为后续的治理实践奠定社会基础。
文化资本的经济转化
“粤美村晚”的另一重要观察维度，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机制。这一转化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，也是检验文化活动能否持续的关键指标。直接经济带动。“村晚”最直观的经济效应，是对乡村消费的即时拉动。茂名储良村举办的“村晚”当晚吸引观众近千人，有效催生了当地“地摊经济”的发展，这些摊位的经营者多为本村村民，售卖的是自家生产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。在春节消费旺季，“村晚”将人流转化为消费流，为村民增加了现金收入。这种“地摊经济”虽然规模有限，但其意义在于让村民直接感受到文化活动的经济价值。
产业融合效应。更具长远意义的是“村晚”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。云浮新兴县将“村晚”与象窝山桃花季深度结合，游客白天赏花、晚上看戏，停留时间从原来的半天延长至一到两天，带动了餐饮、住宿、购物等相关消费。这种“文化+旅游”的模式，使“村晚”从单纯的文艺展演升级为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。类似的做法还有“村晚+广货推介”，借着“村晚”的人气，本地特色农产品、手工艺品获得展示和销售的平台，文化流量精准导入产业环节。
品牌价值积累。“村晚”还在持续积累着品牌价值。梅州南福村以“甜蜜柚香”为主题打造“村晚”品牌，汕尾温厝村突出“茶香灯影”的地方特色。每个村庄都在通过“村晚”塑造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。这些符号经过持续积累，正在转化为旅游吸引力、产品附加值和投资吸引力。当一个村庄因为“村晚”而被记住、被向往，它所拥有的就不仅是一台晚会，而是一笔持续增值的无形资产。
“粤美村晚”的经济转化机制揭示了文化资本的特殊性。它不同于物质资本，不会因使用而消耗，反而会在使用中增值。如村民在“村晚”中展示的非遗技艺，不会因为展示而贬值，反而会因为被看见而获得新的生命力；村庄通过“村晚”积累的品牌声誉，不会因为使用而损耗，反而会因为持续运营而不断增值。这正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层逻辑。
从节庆活动到长效机制的路径思考
“粤美村晚”的热潮，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节庆性的文化活动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长效机制？当前，“村晚”的举办带有明显的节庆特征，春节一过，热度即退。如何避免“一阵风”“一场空”，需要在以下层面进行探索。
在活动形态上，探索“节庆+常态”的双轨模式。“村晚”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群众性和参与性，这一特质不应局限于春节。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“四季村晚”模式，将节庆期间的集中展演与日常的文化活动相结合。春季举办农耕文化展示，夏季开展广场舞比赛，秋季组织丰收节庆，冬季筹备春节“村晚”。通过这种常态化安排，使文化参与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，而非一年一度的“秀”。
在内容生产上，处理好“乡土本色”与“艺术提升”的关系。“村晚”的魅力在于“土”——土生土长的演员，土色土香的节目，土里土气的表达。但如果年年如此、村村如此，难免产生审美疲劳。如何在保持乡土本色的基础上提升艺术品质，如何让同一个村庄的“村晚”年年有新意、届届有进步，考验基层的文化创新能力。可行的路径是引入专业力量进行“嵌入式”辅导，不是替代村民创作，而是帮助村民提升创作水平；不是搬来现成节目，而是帮助村民提炼地方特色。
在制度保障上，构建多方参与的持续投入机制。当前的“村晚”热潮，得益于各级政府的推动和村级组织的响应。但要实现持续发展，需要构建更加多元的投入机制。一方面，将“村晚”纳入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项目，保障基础运转经费；另一方面，引导市场主体参与，通过品牌赞助、产品植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源；同时，鼓励乡贤捐赠、村民众筹，形成共建共享的投入格局。
在功能拓展上，推动“村晚”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。“村晚”最大的制度潜力，在于其作为公共议事平台的功能。在“村晚”的筹备过程中，村民已经形成了集体协商的习惯；在“村晚”的演出间隙，可以嵌入村务通报、民意征集、政策宣讲等环节。一些地方正在探索“村晚+村民议事会”的模式，将文化活动的参与热度转化为公共事务的关注热度。如果这一探索能够推开，“村晚”就将从一个文化品牌升级为乡村治理的综合平台。
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。”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，是粤美村晚的天然幕布；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”万物和谐的善美理想，是粤美村晚的价值追求。“粤美村晚”的实践表明，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命题，更是文化命题。当村民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创造者，当乡土文化从需要保护的遗产转变为可以增值的资本，当文化活动从单纯的娱乐转变为治理的平台，乡村复兴就获得了最深层的动力。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，再到文化自为，这条演进路径正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。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，乡村不仅可以留住“乡愁”，更可以创造新的文化形态；村民不仅是文化服务的消费者，更可以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。
撰文：广东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、中山大学副教授 周如南；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智库总监 陈康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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